中国科学家的感动事迹12篇
中国科学家的感动事迹篇1
2001年2月19日，82岁的吴文俊从江泽民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这位平时十分低调的科学家顷刻间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
虽然是杰出的数学家，但吴文俊小时候却喜欢看历史书籍，对数学并没有多大兴趣。在大学二年级时还曾一度对数学失去兴趣，甚至想辍学不念，是一位姓武的教师的精彩课程，改变了他对数学的看法。大学三四年级时的刻苦钻研，更使他打下了现代数学的基础。大学毕业后正值抗日战争，吴文俊在中学默默任教了5年。此后，和数学大师陈省身的结识，使他走上了拓扑学研究之路，并以自我的天才和功力很快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一发不可收拾。半个世纪里，在拓扑学、数学机械化和中国数学史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世界级贡献。他的成就奇迹般地大大缩短了中国近代数学与国际间的差距，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中国科学家的感动事迹篇2
60年代，我国的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使全国人民为之振奋，使敌视中国的人震惊，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为研制两弹立下不朽功勋的科学家邓稼先是一位为国舍己的人。
1958年，国家下达了研制原子弹的命令。这是一项绝对保密的工作。年轻的邓稼先被选为主要研制者之一。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说：“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死了也值得。”
从此，他开始了秘密的研制工作，人们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一切出头露面的事都没有他参加，连他的妻子和亲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在做什么。他也只能把对亲人的感情埋在心里，过着长期的独身生活。和他同时代的同学，有许多成了有成就有名气的科学家、活动家，他的名字却没多少人知道。
后来，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们仍然不知道邓稼先就是两弹的元勋。有一次，他的好友、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回国探亲，点名要见他。两个人会面后，杨振宁问他在哪里工作，又问起爆炸原子弹的事。他只能回答是在京外单位工作，丝毫没讲自己正是造原子弹的。
长期艰苦工作损害了邓稼先的身体。1986年，他患癌症病逝。一直到报上发布了他去世的消息，全国人民才知道邓稼先这个名字。他不图个人的名和利，舍弃了个人的幸福，几十年默默无闻地为国家大业奋斗，却从不后悔。临终前，他欣慰地说：“我可以瞑目了。”
中国科学家的感动事迹篇3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又一次来到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以及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就争分夺秒地要人抓紧联系飞机。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郭永怀拖疲惫的身体登上了赶赴北京的飞机。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了平衡，坠毁在1公里以外的玉米地里。当人们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他往常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服已烧焦了大半，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此时郭永怀刚满59岁，22天后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此前郭永怀这位以空气动力学研究驰名世界的科学家，为准备这次试验在青海整整呆了四十五天。
中国科学家的感动事迹篇4
邓稼先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在氢弹和原子弹的研制中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职务。他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宇从小就是好朋友。
他们的父母都是清华大学的老师，都住在清华园。很小的时候两个人就在一块儿玩，后来还在一个中学读书。他们俩都很聪明，但是性格不同，杨振宇比较机灵，邓稼先沉稳老实。可是他们都很敬重对方，比对方的优点为榜样互相学习。这样两人成了好朋友。
长大以后，他们都在美国留学，并且都学习理论物理学，搞原子核物理研究。邓稼先毕业后不久返回祖国，支持祖国的科技建设，杨振宇则继续留在美国搞科学研究。
邓稼先回国以后，被派去领导和组织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1964年10月2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杨振宇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很为自己的祖国高兴，同时他也很想知道自己的好朋友邓稼先是否也参与了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但他知道这是国家机密，如果问邓稼先，会让他为难的，所以就一直没问过。
1971年，杨振宇回国，邓稼先到首都机场迎接分别整整二十年的老朋友，两人一见面就没完没了地聊了起来。但是由于邓稼先从事的工作都是国家机密，两人的谈话总是点到为止，尽量不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可是杨振宇十分想知道邓稼先是否参与了原子弹的研究，于是就绕着弯子问他：“听说中国研究原子弹的专家中有美国人，有这么回事么?”
这个问题让邓稼先很为难。如果回答说“没有”，就证明了自己很了解参加原子弹试验的成员，这实际上是承认了自己也参与了原子弹的研制;如果回答说“不知道”，又是在欺骗老朋友。于是他就想出一个既不泄密，也不欺骗朋友的办法，说：“我以后再告诉你吧。”
于是，邓稼先把这个问题向上级汇报，最终得到周总理的批准。邓稼先这才如实地答复了老朋友的问题。
邓稼先就是这样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无论是对待国家还是朋友，都以诚为本。
1986年，邓稼先病逝，杨振宇为失去这样一位好朋友而十分悲痛，他在从美国发来的电报中说：“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
中国科学家的感动事迹篇5
爱国华侨陈嘉庚，17岁漂洋过海出外经商，惨淡经营，终成南洋巨富。1919年秋，富贵而归乡的陈嘉庚决心在家乡兴办学校，先后办起了小学、中学、师范。对于英国人的刁难，他坚定地表示:“企业能够收盘。学校绝不能停办。”他变卖家产，坚持要把学校办下去。
对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行为，陈嘉庚给予进取支持。他曾筹款20多万元，帮忙光复福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尽可能多地为抗战供给财力和物力的帮忙。从1937年到1940年，陈先生为抗日募捐的总数
达30亿元之巨。
在个人生活方面，他从来不轻易乱花钱，自奉俭约，素食布衣。临终时，他把遗产300多万元全部献给了国家。
几十年来，陈嘉庚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一位华侨的拳拳爱国之心。
中国科学家的感动事迹篇6
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建国前他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直至1949年奉命北上筹建中国科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同时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还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于1962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为发展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真正做到了鞠躬尽，呕心呖血，他不愧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竺可桢在东南大学时有两个得意门生：一位是中国地理学的开山大师、后来创办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张其昀，另一位便是后来做过中央大学教务长的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奠基人胡焕庸。
1928年胡焕庸学成归国。此时的竺可桢，既是中央大学地学系的主任，又是筹建中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认为大学和研究所都急需胡焕庸这样的俊彦英才。如何发挥胡焕庸的作用，一下子倒成了竺可桢无法解答的难题。他只好叫胡焕庸自己作主：“你喜欢在哪边工作就到哪边去吧。”而此时，胡焕庸也正在左右为难：“一切遵从老师安排就是。”这样一来，竺可桢就更犯难了：“鱼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也，两者必须兼得!”竺可桢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两者必须兼得”，微微一笑，问胡焕庸：“你是不是既想到中央大学搞教学，又想到气象研究所搞研究?”“是的，是的。”竺可桢紧接着又问：“可是你却觉得既不能去中大，也不能去研究所?”“对极，对极!”竺可桢双手一抬，愉悦地说道：“关键是要两全齐美，这样吧，你在两边工作，半天在系里，半天在所里，工资各领一半，不偏不倚，你就做第一个合聘者吧。”胡焕庸听完老师的话，不由笑了。
一年以后，竺可桢辞去了系主任的职务而去任气象研究所所长，胡焕庸接替了系主任一职，并将“重心”逐渐过渡到了系里;不过，师生两人仍在继续为“对方”工作，只是都变成“兼职”了。
中国科学家的感动事迹篇7
爱国华侨陈嘉庚，17岁漂洋过海出外经商，惨淡经营，终成南洋巨富。1919年秋，富贵而归乡的陈嘉庚决心在家乡兴办学校，先后办起了小学、中学、师范。对于英国人的刁难，他坚定地表示：“企业能够收盘。学校绝不能停办。”他变卖家产，坚持要把学校办下去。
对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行为，陈嘉庚给予进取支持。他曾筹款20多万元，帮忙光复福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尽可能多地为抗战供给财力和物力的帮忙。从1937年到1940年，陈先生为抗日募捐的总数
达30亿元之巨。
在个人生活方面，他从来不轻易乱花钱，自奉俭约，素食布衣。临终时，他把遗产300多万元全部献给了国家。
几十年来，陈嘉庚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一位华侨的拳拳爱国之心。
中国科学家的感动事迹篇8
袁隆平，平头小脸，其貌不扬。你想不到他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而正是这个显得有些平凡的老头，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和才华，在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了非凡的奇迹——目前在我国，有一半的稻田里播种着他培育的杂交水稻，每年收获的稻谷60%源自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种子。
是怎样的力量把一个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并且积极影响着16亿人的命运呢?又是一种怎样的力量促使着袁隆平年轻时违背母亲的意愿作出自己的人生选择?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他执着于杂交水稻的研究而最终走向成功的呢?
“知识+汗水+机遇+灵感=成功”是他一生的缩写
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从一棵天然杂交稻开始，袁隆平开创了水稻育种的新历史。作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中国的英雄，也是有着世界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他获得的一系列国际奖励可资证明。若回答“下个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没有哪位科学家比袁隆平更有资格回答了。
关于超级杂交水稻，不善言辞的袁隆平有着讲不完的故事。当别人问他成功的秘诀时，他以“知识+汗水+灵感+机遇”作了精辟的回答，并且还讲了一个故事。
从“1953年到1966年，我在农校一边教课，一边做育种研究，每年都去农田选种。从野外选出表现优异的植株，找回种子播种，看它第二年的表现，这样来筛选具有稳定遗传优异性状的品种，这称为系统选育法，是常用的一种方法。1962年，我在一块田里发现一株稻鹤立鸡群，穗特别大，而且结实饱满、整齐一致，我是有心人，没有放过它。第二年我把它种下去，辛苦培育，满怀希望有好的收获，不料大失所望，再长出来的稻子高的高，矮的矮，穗子大小不一。这时候一般人感到失败就放弃了，我坐在田埂上想为什么失败了呢，我想到第一年选出的是一棵天然杂交种，不是纯种，因此第二年遗传性状出现分离，而如果按照那棵原始株杂交种的产量来计算，亩产能达到1200斤，这在60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我突发灵感，既然水稻有杂交优势，我为什么非要选育纯种呢?从此我致力于杂交水稻育种。”
中国科学家的感动事迹篇9
在东汉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位创制天球仪、候风仪、地震仪的天文学家张衡。
张衡于公元78年出生在河南南阳，家境贫苦。但他自幼喜欢读书，成年后曾在南阳郡做了几年文官，之后辞职回乡，潜心天文研究。中国汉朝先后出现了三种关于天体运动和宇宙结构的学说，这就是“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盖天说”认为天在上，地在下，天像一个半圆形的罩子，大地像一个倒着的盘子。”“浑天说”主张天是浑圆的，日月星辰会转入地下，早期的浑天说认为大地是平的，改善的浑天说认为大地是球形的。“宣夜说”认为天没有必须形状，而是无边无际的充满气体的空间，日、月、星辰都飘浮在气体中。张衡根据自我对天体运行的认识和实际观察，认为“浑天说”比较贴合观测实际。他还制作了一个能够精确演示浑天思想的“浑天仪”。
张衡的另一发明是制作了水运浑象，它是世界上第一架用水力发动的天文仪器。水运浑象实际上是个天文钟，经过它的等速旋转，能够报告时刻。世界上第一个能够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也是这位古代科学家发明的。张衡还在《灵宪》等天文著作中，阐述了无限宇宙的思想，解释了月亮反射阳光和月食发生的原因。他对2500颗恒星的观测记录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的计算结果，和近代天文学十分接近。
中国科学家的感动事迹篇10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十三五”规划实施的关键年，一系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科技任务的实施都到了决胜节点。在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看来，未来，中国要培养更多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拔尖创新人才，让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和敢为人先、潜心科研的科学家精神继续传承下去。“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还有很大的差距，还需要更多原创性突破。基本上来讲，我国原创性这方面的研究还不能够完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尖端核心的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也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创造。我们需要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拔尖创新人才，对我而言，这就应该是未来中国教育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中国科学家的感动事迹篇11
钱三强，原名钱秉穹，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16岁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钱三强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翌年，他经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以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境，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期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景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忙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国外归来后，他于开国大典当天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我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之后不仅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向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中国科学家的感动事迹篇12
近年来，中国科技发展备受赞誉，嫦娥探月、体细胞克隆猴、散裂中子源等重大原创成果涌现。一批贡献卓著的科学家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其中就包括2018年度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新体制雷达理论体系的奠基人刘永坦，他用四十年的不懈的奋斗，书写着中国科学家的理想和情怀。
年过八旬的刘永坦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永坦”是家人对他人生平安的祝愿，而战火中，国家命运则慢慢成了刘永坦一生的牵挂：“我是1936年生于南京，我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前离开的，颠沛流离，那种苦深深地印在脑袋里。而父亲母亲很小教我背诗：‘家祭无忘告乃翁’，印脑袋里很深，对这个国家的兴亡感受深刻。”
多年之后，投身科学的刘永坦踏上了中国新体制雷达的开创之路。经过800多个日夜的努力、数千次实验，刘永坦主持的“新体制雷达关键技术及方案论证”获得多项关键技术突破。但顺利完成预研使命的刘永坦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认为国家需要建立有实际意义的雷达实验站，1989年，中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建成。1990年4月3日，刘永坦及其团队的新体制雷达技术终于使目标出现在屏幕上，取得历史性突破。
在刘永坦看来，自力更生的精神将推动中国科技创新发展，“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就这个精神：不服输，要创新，绝不向外面的封锁低头，做出对国家有意义的成果。人家不会把关键东西给你的，不管是谁要卡我们脖子，未来我们都能靠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往前走、往前拱。我觉得我们国家这种(被垄断封锁的)日子要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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