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讲义文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理论基点、实现路径和世界意义,供大家参考。
【讲义文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理论基点、实现路径和世界意义
[摘 要]绿色发展是在统筹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中促进“两个和解”的根本举措，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思想的继承创新和最新发展成果，是当代中国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闪烁着政治、经济和生态学的智慧光芒。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科学发展的时代命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凝练和升华。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关键在于抓住“生态创新”这个关键环节，在搭建平台和完善机制上实现突破。绿色发展不仅为我国新时代制定落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划定了生态底线，而且给希望在现代化进程中守住“绿水青山”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生态环境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五大发展理念;绿色发展;世界意义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是改革开放 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1]对新时代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有重大指导意义。五大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犹如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深刻阐明了尊重自然和利用资源、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关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新认识、新升华。绿色发展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思想是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点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2]绿色发展理念始终坚持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其提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旨在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两个和解”这个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点。
正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在其著作中所谈到的，“如果不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及其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全面理解马克思的著作。换句话说，马克思的社会思想同他的生态学世界观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3]通过对马克思不同时期理论文本有关观点的爬梳，不难得出如下结论：马克思较早地关注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围绕于此有着诸多的重要论述，阐明了自己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人化自然观被誉为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的逻辑起点。青年马克思深度关切人与自然关系问题，1839 年—1841 年撰写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鸡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潜藏着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初浅认识和简单理解。自然界是与人的活动密切关联的存在，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和“须臾不可缺少的对象”，[4]人依赖于自然界才能生活，因而“对人类及其所处世界的认识只能建立在对自然的认识的基础之上。”[5]《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字里行间倾注着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论述。该著作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找准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根源所在，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及其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6]的观点，首次使用了“人化自然”的概念，表达了马克思关于自然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异化为“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索取关系，要求自然界为人类提供源源不竭的资源，必然导致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和工人身体、精神的双重摧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自我异化的扬弃和矛盾的真正解决，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 创造“实践”概念将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更高层次。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创造了“实践”这一概念，并以“实践”作为工具来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8]有了人类实践，自在自然不
断地转化为人化自然。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人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自由，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以实践为工具分析自然界，使自然界从此真正有了历史的纬度，成了“历史的自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举世公认的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人”为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出发点，提出“两种生产理论”，强调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集中反映。同时，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马克思打破自然与历史的二元对立，发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相统一的辩证法。他认为，历史可以从自然史和人类史两个方面考察，且“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9]揭示了人与自然动态平衡的内在机制与规律。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解决自然异化和生态环境问题。在《资本论》及一系列政治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借助“物质变换”概念，将人与自然异化、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放到了社会变革的宏观背景和实践中。他认为，资本的无限扩张体现为资本主义剥夺式的生产方式，资本家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10]即是说，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导致社会失衡和人的单向度发展和严重的生态危机。[11]就表面上看，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而深究其源却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自由人的联合体”，“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2]从事“两种生产”实践，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晚年一系列笔记和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于最新科学事实，从自然条件对人类文明起源的影响、地理环境影响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及自然與人类技术的相互作用等方面论证了“人类源于自然、离不开自然”的观点，是对生态环境思想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意蕴深刻、内涵丰富，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路上的指路明灯。该思想在科学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深刻阐述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两个和解”的基础条件和根本路径。它为新时代我们解释纷繁复杂的生态系统行为、探寻生态环境保护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也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指南。
在解决群众温饱、达到小康水平的奋斗路上，始终突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生态环境问题并没有引起我们足够重视，乃至于资源趋紧、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系列问题渐趋凸显。胡锦涛是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慎思明辨中阐述其生态文明思想的。2005 年 2 月 19 日，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3]人与自然求同存异、和谐共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保护生态环境、共享蓝天碧水是科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被置于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胡锦涛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从观念层面看，突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14]要求公民自觉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观念;其次，从经济层面看，强调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必须“彻底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15]积极倡导绿色发展、循环生产、低碳生活;再次，从制度层面看，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16]要逐步健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体系，形成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强大的外部威慑。胡锦涛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为新世纪新阶段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理念契合了生态治理的时代诉求 改革开放 40 年来，随着关键领域改革向纵深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趋向完善，我国经济始终在中高速增长的平台上平稳运行，财政收入也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然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却面临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一系列突出问题。提出绿色发展理念是基于问题倒逼下发展理念的重大创新。
（一）全面建成小康、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诉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旨在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而其间的“关键在‘全面’”[17]：就内容而言，经济发展、民主法治、文化建设、人民生活和环境质量均需达标，缺一不可;就区域而言，欠发达地区不能“拖后腿”，要补齐短板，让这些地区与全国同步达标;就过程而言，必须体现全面的要求，目的、目标和任务都需要全面。这样，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吃饱、穿暖等物质性需要基本上得到满足，在此基础上，他们的关注点由单纯的经济利益层面逐渐转向精神文化层面，渐而有了更多的社会性需要和心理性需要，譬如更优的教育资源、更高的医疗服务、更美的生态环境、更好的社会保障等等。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巨大跃升，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也趋向个性化、多样化、高端化，这对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生存条件显著改善的情况下，只有守住青山绿水并逐步提高其“含金量”，人民才有更多的获得感、归宿感和幸福感。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经济建设跨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但“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为特点的发展方式加深了人与自然的矛盾，生态严重“赤字”，将资源环境承载力逼到了极限，乃至成为制约人民生活质量持续提升的最大瓶颈。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进一步提高生态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破解资源瓶颈约束、保护生态环境的首要之策。十八届五中全会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要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增强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态底色。
（二）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需求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8]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适宜的自然生态也是孕育人类文明的基本条件。人类社会演进发展的历史表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兴衰更替。因此，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国家战略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全面提升。“美丽中国”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指向，是“时代之美、社会之美、生活之美、百姓之美、环境之美的总和。”[19]建设美丽中国寄寓了人民美好生活的强烈期盼，既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永续发展的重大责任和使命。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视阈下，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必须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理念，从根本上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建构和弘扬生态伦理并将其内化为人们的道德自觉，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的生态价值转向。同时，还应当进一步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攻方向，并以优化生态环境、发展生态产业、健全生态制度和培育生态文化等为着力点，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举措，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美丽中国才能由美好愿景变为现实成果。
（三）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服务全球生态安全的战略选择 农耕文明时代，人类依赖和敬畏自然，怀着感恩之情改造利用自然，面临的生态问题是小范围的、局部的。但是，工业文明伊始尤其是跨入新世纪以来，科学发展日新月异，工业化进程迅猛推进，人类改造自然能力显著增强，对自然资源的索取速度超过了自然资源补给、再生和增殖的速度，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地球母亲变得满目疮痍，已是不堪重负，生态问题急剧蔓延，成为世界区域性、全球性的问题。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回归自然、爱护地球的呼吁渐趋强烈。1972 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宣告人类进入了自觉认识和解决世界性生态问题的时代。伴随着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绿色、低碳、循环”渐而成为世界热频词汇。今天，“加快转型升级，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和大势所趋，也是各国培育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20]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必须主动适应这一趋势，增强绿色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治理水平，深度参与全球生态修復和环境治理实践，推动建立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规则和生态新秩序，为全球实现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21]绿色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