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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党基层工作启示录(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时间:2022-02-14 01:46:00 浏览次数:

工作方法篇之一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对于群众路线的表述。其中,“两个一切”是党的最根本的群众观点,“一来一去”是主要的领导途径和工作方式方法,二者构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最主要内容。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这一工作路线和方法,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和历史经验。

陕甘宁边区的女干部帮助农村妇女和孩子学习文化(资料图片)

根植于血脉,一以贯之

密切联系群众一直植根于共产党人的血脉中。党的二大《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就明确提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

1943年6月,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党内决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表述第一次出现。

这个决定还对群众路线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

这两段经典论述,成为党的群众路线形成完备科学理论形态的重要标志。

1956年,党的八大正式将“群众路线”写入党章。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党的文献中第一次从定义的角度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高度概括。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把群众路线视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

第一书记在村中和赶集回来的村民聊天 朱峥 摄

“一来一去”,赢得胜利

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一来一去”推动党的重大实践的案例不胜枚举。邓小平同志曾说:“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20世纪60年代,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半个多世纪后,深刻践行群众路线的“枫桥经验”依然是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

20世纪70年代末期,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名农民搞起“大包干”,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凤阳的大包干:“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这一农民首创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大幕。

“正确的道路从哪里来?从群众中来。我们要眼睛向下,把顶层设计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说。在“十四五”规划建议的起草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切实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十四五”规划编制中来。

2020年8月16日,建言“十四五”的新专栏在网上推出,短短两周时间里,就累计收到超过101.8万条建言,为文件起草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从群众中来之后,又到群众中去,我们许多的政策措施正是在这样的“一来一去”中,得到检验和完善。这方面一个常见做法就是“政策试点”。

1979年起,湖北、广西、上海、四川等地相继开展“利改税”试点;1993年,上海开展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试点;1999年,四川、陕西、甘肃开展退耕还林还草试点……许多彼时看起来并不显眼的尝试与摸索,为此后的全国性政策出台打下了基础。

百年经验的鲜活启示

回顾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洗礼和改革浪潮中不断壮大,群众路线也在实践中不断被检验。这些探索和实践给我们留下重要的经验启示。

第一,共产党人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群众路线史”,什么时候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认同和真正支持,党的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如果路线方针政策不符合群众愿望与要求甚至损害群众利益,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因此,广大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党的群众路线方针,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第二,坚持务实的工作作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及时调整方针政策。只有群众广泛参与,党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只有汲取群众智慧,党才能不断开创新局面。广大共产党员在工作中要少听汇报、多做调研,到村民家中、田间地头与群众谈心,了解群众所思所盼,反映群众最真实的想法和最迫切的诉求。

第三,新时代下坚持群众路线需要创新方法。要着眼于时代要求,既积极保护、扶植群众创造的新生事物,使其不被轻易扼杀,又要热情地帮助其克服不足,使之逐步完善。同时,随着人民群众诉求表达日益多元化,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能力也要提升。因此,要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把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走好全媒体时代的群众路线。

工作方法篇之二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党的创新理论绝非空中楼阁、曲高和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善于培植深厚的群众根基,让党通过实践凝结出的创新理论以平实、生动的方式走进大众。

用理论创新武装干部群众

理论源于实践,再回到实践中去,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根本目的。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也是使理论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决定因素。创新理论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是不起作用的。

自成立之初,我们党就开始探索如何更加鲜活、生动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进而用党的理论武装群众。党的一大之后,中央局宣传部即告成立,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事业。我们党还在多地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对农民思想起到很大启蒙作用。20世纪30年代,艾思奇提出深奥的哲学问题应该通俗化,他在《大众哲学》中采用通俗活泼的话语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

解放战争时期,为使各解放区深入领会和掌握党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同志撰写大量政论文章进行宣讲动员。他还作为新华社首席记者撰写评论和新闻,《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等文章,提升了干部群众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信心。

1951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决定指出,共产党人的天职之一,就是随时随地地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

从动员抗美援朝到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从南方谈话到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读本,用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贯穿党的工作始终。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让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飞入寻常百姓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这要求党要着力引导群众正确、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不断加强群众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认识。如此,才能引导群众在多元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定地朝着党中央确定的宏伟目标团结一心前进。

立足群众性,讲群众听得懂的话

只有站在群众立场上,讲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才能起到春风化雨般的传播效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道炫认为:“口语化、通俗化只是外在表象,它折射着党员领导干部是不是为老百姓着想。”

在党的早期,为方便不识字的群众理解和接受“革命”所指的具体内容,毛泽东同志就习惯使用生活化、口语化表达:“打土豪呀,分田地呀……起游击队呀,立苏维埃呀。”相关话语既表达了党的政策主张,又让群众一看就懂、一听就明。

在军队中,毛泽东同志以“十六字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向官兵宣讲党的军事方针和作风纪律,起到很好效果。

在今天,我们党也注重用“家常话”讲理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逐渐成为人们的常用语,实现传递正确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的统一。

学习、用好群众语言,是永无止境的。在鼓励群众主动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工作中,一些地方将歌词、成语化成口号、标语,譬如“我们一起打疫苗,一起苗苗苗苗苗”“建立全民免疫,需要你的一‘臂’之力”等,起到非常好的劝导作用。

坚持时代性,“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理论宣传要想产生效果,就要立足时代特点,选择合适的话语方式。

新中国成立前,全国文盲率80%左右。这就决定了唯有言简意赅、以小见大的语言风格,群众才能听得懂、信得过。比如把“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唤作“讨老婆不要钱”,把“废除债务”叫作“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就充分照顾当时群众的认知习惯。

新中国成立后,凭借扫盲运动和兴办识字班,群众语文功底有所提升,像“永远做一个螺丝钉”“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之类的话语,开始运用修辞手法并具有了哲理内涵。

到了新时期,人民的文化素养大大提高,诸如“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兼具语言美和意境美的话语,开始在群众中口口相传。

可见,注重宣传载体和理念的时代化十分关键。随着信息高速传播和新媒体形式的不断涌现,当前,“去中心化”“碎片化”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传播逻辑,以非理性声音曲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借以误导群众的现象仍然存在。这要求我们在继往开来中不断实现话语表达及传播方式的新突破。

宣讲多样性,善于使用一切工具

历史上,我们党向以“善于使用一切宣传鼓动的方式”而著称。正因如此,党的创新理论才被群众所广泛掌握并迸发出强大力量。

一百年来,党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一整套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体制机制。在形式运用上,既有传统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诸如宣传画、木刻、墙报、秧歌剧、口号、戏曲、春联等“通俗的形式”,也包括创办各级干部学校、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高级的形式”,还不断把涌现出来的新科技如互联网等运用到宣传教育当中。

重庆“百姓名嘴”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村居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要高度重视将传统与现代的传播方式融会贯通,充分发挥各类传播媒介的功能作用。当前,包括学习强国平台、理论学习中心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新的宣讲宣传载体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为党的思想理论传播提供了更加丰富、新颖、便捷的渠道。党的创新理论也必将在更广大的群众范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工作方法篇之三

打一场人民战争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脱贫攻坚、疫情防控,“发动人民战争”始终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精神内涵不断丰富

人民战争,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抵御外敌入侵、开展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完善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同志在1934年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明确提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正是依靠群众,充分动员群众,全面发动人民战争,才最终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实现国富民强打下坚实基础。

随着时代发展,人民战争的思想内涵、适用领域、方式方法逐渐丰富,在“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消灭血吸虫病、抗洪救灾、禁毒、打击非法传销、防范恐怖主义、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等领域,我们党均提出发动、打赢“一场人民战争”。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指挥,明确指出“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广大人民群众是我国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决定性力量。

依靠群众战胜种种“敌人”

西柏坡纪念馆,珍藏着一辆木制独轮小推车。淮海战役中,就是用这一辆辆小推车以及船只、牲畜、挑子,数百万支前群众为解放军运送粮食、弹药,救护伤员……每一个解放军士兵背后,就有9个支援他的乡亲。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小推车承载的人民伟力,不仅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还推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数万群众苦干10年,在悬崖峭壁间修成“人工天河”红旗渠;小岗村民按下红手印,吹响农村改革的号角;几代林场人将塞罕坝从黄沙荒原变为茫茫林海;成千上万勇敢追梦的人们,将南海边的那个“圈”变成日新月异的国际大都市……群众书写了历史。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广大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不惧风雨,坚守一线,走访排查、测量体温、消毒消杀、转运收治、代购代送……人民战争创造了抗疫奇迹。

湖北武汉市社区党员上街进行防疫宣讲 肖艺九 摄

伟力根植于群众之中

人民战争的伟力,根植于群众之中。

相信群众,是发起人民战争的前提。“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相关部门共收到群众举报线索百万余条,近4%的线索转化成案;在抗击疫情中,涌现出逐户排查“白天上门、晚上数灯”,广泛宣传“村口大喇叭、路旁长横幅”等“金点子”“土办法”。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关键看能不能发掘出来。

密切联系群众,是发动人民战争的根基。一个地方的发展好不好,人民群众最清楚;一个地方的工作有没有成效,人民群众感受最深刻。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了解真实情况、作出科学决策,才能建立起与群众的深厚感情、得到群众的信任。否则,人民战争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充分发动群众,是人民战争取得胜利的坚实保证。群众需要发动、需要组织、需要引领,才能使其力量涌流出来。“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基层党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要带头示范,形成榜样的力量;要丰富组织、动员群众的方式和平台,建立更多常态化机制,才能攥指成拳,凝聚起强大合力。

工作方法篇之四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回顾我们党百年伟大征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加快发展、深化改革的动力源泉。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对矛盾的认识不断深化

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就深刻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经修改补充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在当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并提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突出的地位。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矛盾总是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又不断被解决。比如,在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分配不公,以及由此带来的缺少社会活力等问题。这个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得到一定解决,同时,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对公正、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浙江诸暨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大厅 黄宗治 摄

以法治保障定纷止争

制定和严格执行有关的法律、规章、制度,加强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管理,使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有所遵循,是我们党的一贯做法。早在革命战争年代,苏区、边区、解放区就制定实施了涉及土地、婚姻、劳动、财经等方面的法律。

曾经感动几代人的评剧《刘巧儿》,成功塑造了反抗包办婚姻、追求婚姻自由的新女性形象。鲜为人知的是,刘巧儿不仅真有其事,而且得益于《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的颁布实施和“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生动实践。

1943年,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的马锡五,接到刘巧儿原型封芝琴拦路告状。他变坐堂审案为上门办案、群众旁听为群众参与,在依法支持封芝琴权利主张的同时,也给广大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这种“依法审判、调判结合、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的矛盾处置方式,至今仍被人民法院广泛采用。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也颁布实施,我国依法保障权益、定纷止争的民事法律规范日臻完善。

为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我国还畅通法律救济、援助、纠错体系,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努力让城乡更安宁、群众更安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政法战线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坚持走群众路线化解矛盾

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坚守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从源头上、根本上预防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一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1963年,毛泽东同志在浙江枫桥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经验材料上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一路走来,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永恒的生命线,也是其创新发展的基本点。今天,我们仍要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创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机制,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身边的矛盾问题,让人民群众成为维护稳定的最广参与者。

二是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维护群众利益是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目的。要完善群众诉求表达机制,健全各级各部门密切联系群众的联络机构和网络平台,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多层多样的协商民主体系,依托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大众传媒等平台进一步加强社会协商对话,实现有效沟通、良性互动。要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健全最低工资、最低生活保障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制度,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努力让每一名群众都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三是避免矛盾激化,坚持运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毛泽东同志曾说,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党员领导干部尤其要避免滥用手中的权力,动辄训人、以势压人,甚至非法整人,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是激化矛盾,破坏党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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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法篇之五

村里来了工作队

围绕党在不同时期的工作重心和主要任务,向基层派出工作队,发动、组织、带领群众完成工作任务,是我们党的一种值得总结的工作方法。

一位驻村工作队队员带领小朋友们参观新建成的铁索桥 黄孝邦 摄

百年探索,不断前进

1927年底,在总结红军攻占茶陵经验时,毛泽东同志指出:“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他还指出“其中,第三项任务就是红军作为工作队的主要工作,并且是革命军队的三大任务之一”。

1929年底,古田会议决议再次强调:“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向敌占区派出武装工作队,在敌人后方执行任务,开展武装斗争,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敌后武工队”。

战争年代,军队许多时候承担了“工作队”的角色。在这一时期,工作队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不但让党的主张在劳苦大众之中得到广泛传播,也把马列主义的种子播撒在各地。

新中国成立后,派驻工作队的优良传统被延续下来。比如向农村选派优秀党政干部、科技工作者等,以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发展集体经济,助力脱贫攻坚。

工作队背后的“初心密码”

不同时期、不同主题的工作队,都将党中央的声音第一时间传递给每位群众,确保中央精神下沉到基层千家万户,精准落实到位。这种工作方法大大地密切了党群关系。

在福建省永安市洪田镇,有一座“红军标语博物馆”。从外表上看,这是一座普通的宗祠建筑,但走进它的一瞬间,参观者都会被震撼:几乎所有的墙面上,都用黑墨写着红军标语、漫画,总共近200条。它们是工作队留下的真实印记。

“土地革命时期,中央红军和福建地方红军在永安开展革命活动,一边作战,一边宣传发动群众。正是工作队的成效,才使得中央苏区群众义无反顾选择跟党走,革命‘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永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郑毅说。

近年来,向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村大量选派第一书记,是我们党传统工作方法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截至 2020 年底,全国累计选派 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 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为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作出了关键贡献。

如何让好机制“行稳致远”

总结回顾工作队的经验,专家学者、地方干部认为,要持之以恒做好这项工作,需把握好几个原则。

一是注重干部选派培训,把政治站位放在第一位。工作队担负着宣传党中央的最新大政方针、指导开展工作等重要任务,其成效直接关乎群众获得感和党的执政基础。为此,工作队的人选要经过严格挑选、系统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确保他们能够适应新环境,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二是注重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工作队要善于走群众路线,与群众打成一片,只有先让裤腿沾满泥土,彻底融入群众,方能让群众敞开心扉,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同时,也要注意在工作中不越位,善作为,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原则,和当地党委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联系,避免在工作中出现“两张皮”的问题。

三是注重培育基层内生动力,打造“永不走的驻村工作队”。在解决基层问题,提升基层组织力、战斗力的同时,也要及时发现并培育基层优秀人才,把他们吸纳到基层组织中来,给他们搭平台、压担子,增强当地“造血”能力,把工作中的好方法、好经验留下来,让基层走上依靠内生动力发展的道路。(来源:“ 半月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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