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黑塞《玻璃球游戏》与《易经》,供大家参考。
黑塞的《玻璃球游戏》与《易经》 ——Hermann Hesee"s Acceptance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 I Ching and Its Imprint on The Glass Bead Game 作
者：
詹春花
作者简介：
詹春花（1967- ），女，浙江财经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近期出版著作有《中国古代文学德译纲要与书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 年)。
原发信息：
《外国文学评论》(京)2013 年第 4 期 第 196-211 页
内容提要：
黑塞后期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主要体现在《易经》这本古老密典，这得益于他的同乡卫礼贤的《易经》翻译，也与当时包括荣格在内的“智慧学派”对《易经》的推崇不无响应。黑塞在《玻璃球游戏》中赋予《易经》以艺术生命。《易经》是小说的灵感之源、主人公性格发展的推动力和作品主题的组成要素。《易经》在作品中的使用是西方人为反拨技术、科学理性之片面，为抵御蜕化与堕落而培植东方式的虔诚、敬畏心理和返归神性之需的象征，也预示了一种新的思维与文化走向。
Hermann Hesee"s Acceptance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 I Ching and Its Imprint on The Glass Bead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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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黑塞/《易经》/《玻璃球游戏》
期刊名称：
《外国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
2014 年 02 期
《易经》是中国古老文化的智慧宝藏，经过“人更三圣(伏羲、文王和孔子)、世历三古”的漫长创建与完善过程，成为一部沟通现实世界与未知世界、融哲理与神秘于一体的奇书，它用阴阳两符的时、位演绎，借助天、地、水、火、雷、风、山、泽等中国文字的象形义来喻示事物发展的萌芽、趋势及提供种种可能性释义，体现了一种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高度结合。赫尔曼·黑塞(1877－1962)对儒、道、禅宗等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较深入的接触，在他前期小说中留下深刻痕迹，这已引起较多的细致讨论，但他与《易经》的关系在中文领域至今还少有问津。事实上，黑塞勇于涉足《易经》，不仅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而且用作他晚期集大成之作《玻璃球游戏》的核心元素之一。
一、卫礼贤的《易经》翻译及“智慧学派”
黑塞接触《易经》有三个相关背景事件：劳乃宣(1843－1921)的易学、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的翻译以及凯瑟林伯爵(Hermann Graf Keyserling 1880－1946)的智慧学派(die Schule der Weisheit)。山东宿儒遗老劳乃宣与孔子家族有姻亲关系①，“曾亲炙于一位精通《周易》的硕儒并得到了真传。他珍藏着一束采自曲阜孔子墓的神圣蓍草，可以用它预卜未来——这是《易经》最神秘的地方”②。卫礼贤作为基督教同善会③派往德国“保护区”青岛的传教士，因被中国古典文化所强烈吸引而变为中德文化交流的“使者”，致力于中国典籍的德语移译，其中翻译质量最佳、影响至大者莫过于《易经》。他在青岛组织尊孔文社时，请劳乃宣主持社务，志在救清更救文化的劳乃宣终于为濒临失
传的旧学找到另一柳暗花明之径——西传。从 1913 年起劳就开始协助他的洋弟子卫礼贤翻译《易经》。据说劳一边给卫礼贤系统讲解《易经》，一边着手另写一本阐释《易经》的书。经过十年磨砺，卫译德语版《易经》终于在 1924 年问世。这个译本当时“在西方读者所激起的反应很大，受到不了解或不同情的批评甚多”④，但它迄今还是被公认为最出色的西语本，成为诸多转译版本的来源。⑤
黑塞与卫礼贤是同乡，都是德国西南部黑森州符腾堡人，受到虔诚与开明两种品质的地域文化熏陶。符腾堡的新教是欧洲大陆基督教虔敬派的发源地，卫礼贤的岳父乃离经叛道的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Christoph Blumhardt,1842－1919)，是黑塞故乡施瓦本地区有名的巴特·鲍尔(Bad Boll)精神疗养院继承人和主持者，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少年黑塞于 1892 年被父母送到这里来接受布卢姆哈特牧师的治疗；七年后即 1897 年卫礼贤作为牧师助手被派到布卢姆哈特牧师处工作，后来黑塞称赞卫礼贤终身都“未失去他带着施瓦本烙印的德国风格”⑥，而黑塞自己同样被他的同胞看成是施瓦本的中国人⑦。这一背景是否为二人日后的交往埋下了伏笔尚不得而知，但至少他们之间又多了一层精神纽带。直到卫礼贤在 1924 年回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工作且《易经》已出版后，他们才有了共同交流中国话题的书信往来和接触(黑塞从 1912 年起一直定居瑞士)。
黑塞对《易经》的接受还关系到另一重要人物，即荣格。黑塞结识荣格比结识卫礼贤要早，是在 1917 年⑧，此前处于“一战”阴影和婚姻危机的黑塞在 1916 年整个下半年到荣格学生 J.B.朗格处接受了近 60 次心理
治疗⑨，后与荣格成为好友。而黑塞、卫礼贤及荣格又与当时思想前卫的智慧学派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智慧学派是由哲学家凯瑟林伯爵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市创立的一个自由哲学协会，旨在通过多元文化尤其是对东方文化的整合来促进个体对宇宙和自我的认识，以拯救处于困境中的西方和人类文化，《易经》是该组织的重要研习内容，别尔加耶夫、舍勒、泰戈尔和荣格等不少名士都是其成员。卫礼贤应凯瑟林之邀参加了 1920 年 11月的开幕式并做报告。同一年卫礼贤结识荣格，在苏黎世心理学俱乐部首次演讲时就应荣格要求，演示了《易经》的运用，并作了事后得到准确应验的预言⑩。卫礼贤的易学及他翻译的道教经典《太乙精华宗旨》给荣格从事的无意识研究以极大启发，受到荣格大力推崇，荣格为之写《易经》英译本(因二战滞后出版于 1950 年)序言，从而让《易经》名播西方。黑塞虽然在私下里认为自己对凯瑟林所代表的流行言论“不屑一顾”(11)，但他实际上曾在 1920 年为凯瑟林的代表作《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写过书评予以称赞。1926 年 11 月黑塞在一次德国南部之行时遇见了凯瑟林和卫礼贤，黑塞亦被视为智慧学派成员之一，得以近距离观摩接触《易经》。
卫礼贤发表《易经》后，这个学术标志成为他跻身德国社交界的一张名片。黑塞曾这样描述道：
除了《道德经》之外，没有一本中国古典作品像威廉［卫礼贤］翻译的《易经》那样，迎合了魏玛共和国有教养的德语阶层的中国热。威廉应邀参加了贵族和中产阶级举办的沙龙，例如他去拜访凯瑟林伯爵和伯爵的
靠山——黑森州的大公爵以及他的秘书哈登堡伯爵、西尔斯多普伯爵夫人、菲特海姆男爵和一些狂热的企业家夫人，以及同样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荣格和他的夫人，威廉根据《易经》并借助欧蓍草秆为这些人预卜命运。无疑，威廉取得了社会地位，但他极其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情：大约是新年的时候，他也根据《易经》为自己和家人占卜问卦。(12)
这股中国热始于 19 世纪末，起源于欧洲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扩张和自身文化危机。1871 年随着德国的统一，威廉二世急于挤进西方列强，把远东中国纳入继非洲和大洋洲后的殖民掠夺对象，中国也就越来越多地成为政治、文化、探险和消遣的公共话题，1900 前后二三十年间以《德国评论》(Deutsche Rundschau)为代表的数种德国文化刊物讨论中国的话题集中于殖民问题、实用主义和文化差异等几个方面，可谓意见纷呈，红脸白脸兼唱，有的把中国看作带给西方威胁的瘟疫，把西方视为东方的拯救者；有的认为中国的能源供应能促进德国经济发展，还有的甚至把中国看作抵制“美国精神影响”的一种必要反作用力，当然也不乏主张对东西方文化互相兼容的倡导者。(13)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快速崛起以及欧洲大战的发生，精英知识分子们敏感地意识到了西方自身的文化弊端，转而把相对平静的东方尤其是东方古典精神作为他们反思的参照物，从中获取更新的力量，如前文提到的凯瑟林伯爵周围的智慧学派及克拉邦德(Klabund 1890－1928)等热心改译中国古典文学的一批表现主义诗人，还有犹太学者马丁·布伯等。卫礼贤对中国典籍的翻译虽然被学院派的汉学视为不规范的异类，殊不知正是因为他这些全面而多产的译介给德语读者
打开了一扇窗户，他也因此成为一个符号，一种时尚，受到贵族沙龙和学术讲堂的欢迎，或得到资助。当卫礼贤主持的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在1925 年成立时，其董事会就是由 50 名“有名望的贵族和中产阶级人士”组成，包括作家豪普特曼和霍夫曼斯塔尔(还有中国的蔡元培)。(14)卫礼贤所掌握的神秘《易经》对那些动荡不安的灵魂们所具有的魔力就可想而知。
西方对《易经》有两种认识传统，一是科学，包括数理的、哲学的认识等，二是神秘，主要针对其卜筮功用。最早向西方介绍《易经》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在他编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中将《易经》介绍为自然哲学著作，认为是通过自然原则来预测未来；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把《易经》视为“中国第一部科学数学著作”，而法国有名的索引派代表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主要是从《易经》中寻找与《圣经》遗迹(15)。卫礼贤对《易经》的全面认识引导着两方对此书的现代接受，即将《易经》的占卜功能尽量置于西方“科学”的认识范畴之下，但它又能弥补西方科学对内在自我认识的不足。他称《易经》“是属于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书”，“中国哲学的两个学派——儒家和道家，共同置根其上”(16)。
卫礼贤对占卜的解读是：《易经》以运动为原理，描绘出每种状态自始至终的整个发展轨迹，人们通过观察这些轨迹，就能从萌芽状态事先推断其未来发展，它帮助人理解命运，使自己的行动适应命运，在必要时还可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改善命运，以与时代保持一致，并借此保证在时代变
化中持久不变的内心自由。另外，《易经》占卜作用于人的无意识这一非理性的残余领域，能促使潜意识流发生作用。所以卫礼贤认为，西方文化通过技术、科学在向外界和表面扩展过程中迷失了自我，因此有必要关注其内心，而这是《易经》等东方智慧所能给予的。(17)荣格借助于卫礼贤的翻译，将《易经》更向专业心理学领域大大推进了一步，他把《易经》看作是更新西方理念的阿基米德支点，解释《易经》的科学基础不是因果关系原则，而是另一种他称为同步(或同时性)的陌生原则，他把它纳入无意识，并为处在现代文化危机中的西方所亟须：“我知道我们的无意识中充满了东方的象征主义。东方精神真的就在我们的门口。因此，我认为，对道的探求——对生命的意义的探求已经成为我们当中的集体现象。”(18)黑塞受卫礼贤和荣格影响，重视《易经》的占卜作用，同时也从《易经》中发现了文学性，他在卫译《易经》出版一年后的相关书评中写道：
这是一本高龄书，已有一千岁了，但此前还没有德语译本。它叫《易经》，即变易之书，是中国一本古老的智慧之书和魔法之书。人们把它当作占卜书用，以便在生活陷入困境时得到指引。人们也可以只因它的智慧就喜欢它、使用它……这本变易之书放在我的卧室已有半年了，我每次读它不超过一页。当你熟悉并深入某个符号组合，比如乾，代表开创；巽，代表谦虚柔顺，这样，你就不是在阅读，也不是在思考，而是好像在观赏行云流水，仿佛身临其境。所有你能够想到的，能够经历的一切，都写在这本书里。(19)
中国语境中从《易经》诞生之日起就将占卜与伦理不分轩轾，有“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之说。黑塞却从《易经》的形象性特点、思维方式及占卜功能等方面接受了《易经》的美学特质、神圣性及实用性。他喜欢《易经》中的“图象世界”，而相对忽视其中的伦理道德内容。他在1926 年给卫礼贤的书信中写道：“您的中国世界以它的神奇一面吸引我，而它出色的道德秩序对我这个非社会者来说，尽管值得钦佩却依然陌生。可惜对于《易经》我也只能部分地接受。我有时思考它的深刻而丰满的图象世界，而不会让一种本质关系停留于注释的伦理标准。在我所坐的干枯树枝上，可惜开不出国家、家庭和社会所有关系世界的鲜花。”(20)在黑塞看来，《易经》中所包含的有关人际关系的诸多道德伦理与他生活于其间的西方世界是无法沟通的，因而他宁愿舍弃其伦理而偏爱它的形象世界。但实际上，当他后来将《易经》化用在《玻璃球游戏》中后，他无形中也利用到了它的伦理价值，这是由《易经》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像其他西方人一样，黑塞也为《易经》的卜筮所吸引，曾手绘研习六十四卦，还效法卫礼贤，将它验之于生活。1954 年，前联邦德国总理、黑塞昔日文友特奥多尔·霍伊斯(Theodor Heuss)邀请黑塞接受荣誉勋章。黑塞对于是否接受很犹豫，在给霍伊斯的公开信中说，根据他的亚洲信念，他应该藐视任何世俗荣誉，拒绝邀请；但因为出于对邀请者个人的尊敬，他又不便于简单回绝，为了得到答案，他只得求助于《易经》占卜；他给自己占了一卦，得到了“泰卦”，其判辞是：“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这是一副天地相交、阴阳顺
畅、利国利民的吉卦，所以他答应接受邀请。时年黑塞已 78 岁，他占卦问卜并公之于世之举以对抗世俗的无畏勇气似乎在表白自己终身对《易经》的无悔选择。
二、《玻璃球游戏》中的《易经》
黑塞真正赋予《易经》以艺术生命是在他的《玻璃球游戏》中。这部作品直接继承《浮士德》的宏大主旨：上升性法则与征服外在世界是浮士德的主旋律，黑塞笔下的主人公克乃西特(Knecht)追求的是更进一步的人之“觉醒”与自我超越，并最终落实到“服务”。这与黑塞在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基本认识是一贯的，即：改造社会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个人，“假如外部世界毁灭了，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就能够把它重新建立起来”(21)。《玻璃球游戏》甚至被视为黑塞创造的“易经”。那么，这部小说到底与《易经》有哪些关联呢？
首先，已有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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